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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详情介绍:

一天一成语_南州冠冕

【成语名字】:南州冠冕

【成语拼音】:nán zhōu guān miǎn、ㄣㄢˊ ㄓㄡ ㄍㄨㄢ ㄇㄧㄢˇ

【成语解释】:冠冕,本指帽子。用以比喻首位,第一。南方人才中杰出的人。指才识出众的人。

【成语出处】:《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征甚异之,称统当为南州士之冠冕。

【成语用法】:作宾语、定语;指才识出众的人。

【近义词】:学富五车、博学多才、才高八斗、满腹珠玑

【反义词】:孤陋寡闻、一无所知、目不识丁、才疏学浅

【成语造句】:那一年,他位列群雄,南洲冠冕,绝世无双。

【成语故事】:

三国时期,襄阳地区大名士庞德公的侄儿庞统很有才学。庞德公介绍他去好友司马徽那里。司马徽发现这个18岁的青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见解也相当独特,不落俗套,称赞他是南方士人中的第一人。庞统后来成为刘备的重要谋士。

【成语接龙】:

南州冠冕→偭规错矩→矩步方行→行惠施利→利口喋喋→喋喋不已→已陈刍狗→狗肺狼心→心怡神旷→旷志怡神→神工妙力→力大无比→比比皆是→

“以诗为名,塑料再生为信仰坚持”诗词征稿全国启动


诗 /征集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诗,是心灵深处不得不发出的心声。

世间一切皆诗,诗就在塑料再生中!

有人说,塑料再生坎坎坷坷,充满荆棘;

有人说,塑料再生簇拥着鲜花和掌声,无比的快乐与幸福;

还有人说,塑料再生困难太多,行情难辨;

而我要说,塑料再生是充满着诗意的!

诗,是生活里的贵族,即使在塑料再生行业中波澜起伏,亦能让灵魂高贵起来!

诗,是一种看世界的眼光;

诗,让你与塑料再生发生美的关系!

微光如炬,汇聚星河。塑料再生行业的从业者,都是有信仰的人,用一颗赤子之心,治理塑料污染,守护地球生态环境,擘画绿水青山的伟业宏图。

为了推广塑料再生,打破公众对塑料再生“脏乱差”的认知,并充分展示行业从业者才华横溢的正面形象,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CPRRA)、废塑料新观察共同举办诗词征稿活动:

以诗为名,塑料再生为信仰坚持

征稿信息

无论你的诗词是关于塑料再生的甜蜜抒发,还是对社会现象、价格波动的深刻思考;无论你是已经有一定写作经验的诗人,还是对诗歌充满热爱却从未尝试过创作,我们都欢迎你的参与。我们相信,塑料再生行业的从业者,每个人都有一颗诗意的心灵,都能够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

我们期待走进从业者的内心,触及那些饱含“体温”的诗,感受从事塑料再生的坚守与情怀,重温有关信仰的故事。在这个关于理想与友谊的圈子,我们期待你的加入,为塑料再生而共鸣。

诗词创作要求:以塑料再生为主体进行诗词创作,形式与体裁不限

征稿时间:即日起至2023年9月30日

投稿邮箱:@replas.org.cn

联系人:贾宝玉 (微信同号)

参与对象:塑料再生行业的从业者、诗人、诗词爱好者

投稿说明:

1、稿件请以电子文档发往“废塑料资源人脉圈”,文末附上个人简介及联系方式;

2、标题后,请注明“以诗之名” +作者名;

3、文责自负,不抄袭、不剽窃。

/ 废塑料资源人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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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人脉,实名认证准入

获奖

2023

奖励

奖品包含:

1、“以诗为名,塑料再生为信仰坚持”诗词征稿获奖证书、奖杯;

2、在ChinaReplas2023 第28届中国塑料回收和再生大会现场朗诵,并在数万人的ChinaReplas2023第6届中国国际塑料循环展上,朗诵视频循环播出;

3、在ChinaReplas2023第6届中国国际塑料循环展的会刊上,刊登出版;

4、价值3800元,ChinaReplas2023 第28届中国塑料回收和再生大会门票;

5、价值50元,ChinaReplas2023第6届中国国际塑料循环展门票;

6、废塑料新观察塑料资源人脉圈,28个细分类别的圈子,全都免费加入,每个圈子并可免费邀请10个人入圈。

塑料再生系列征稿

1、以画为名,点睛塑料再生神工妙力

2、以歌为名,吟唱塑料再生起伏跌宕

3、以视频为名,记录塑料再生匠心故事

4、以摄影为名,定格塑料再生灵感瞬间

5、以书法为名,挥洒塑料再生风发意气

主办方对本次主题活动投稿的作品享有选编权、出版权、翻译权、展览权、宣传推广权等使用权,其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使用权归主办方所有。参加本次征稿活动者视为认可以上条款。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未尽事宜,将另行通知。

崔自默《意思说》

 

:“意思”,是精神的和形而上的所在,是艺术的生命。有怎样的“言”,就有怎样的“意思”。艺术的精神是写“意”的,“意”是根本。“思”,使“意”的产生与实现成为可能,使“意”有所寄寓,使客观的世界在主观的心性里运动起来。在“缘情说”、“性灵说”、“风骨说”、“性情说”、“情灵说”、“辨味说”、“兴趣说”、“神韵说”、“境界说”之后,提出“意思说”,它虽虚但实,似含混但清楚;而“有意思”与“无意思”的概括,最简捷也最直接、最有效。

关键词:言道意思性灵意境境界意思

一、小引

艺术作品从发生到存在的整个过程中,要经过很多环节,包含很多细节,涉及到素材、酝酿、雏形、草稿、定型、创作、完善、欣赏、流通等等概念;其中,除了不便言说的客观的物质的因素之外,那些与艺术品本身关联密切的主观的精神的部分,则是艺术研究中最值得感兴趣的所在。

面对艺术作品,从欣赏或者说评论、批评、认识着手给以整体的观照,我认为一般要涉及这四个方面:一,作者想表现什么内容;二,作品是用什么形式来表现的;三,读者怎样来欣赏作者的作品;四,艺术市场是否能接受作者及其作品。

比起科学的研究来,艺术的研究要复杂得多。有时使用“倒叙”的方法,对于研究的条理性很有益处,它便于找到问题的症结,就宛如要修理一台不出影像和声音的电视机,先从最外面末节性的电源和喇叭开始,而不是径直从机心开始,以免除不必要的麻烦和弯路。但是这样的办法,有时会只注重了眼前的现实的客观成分,而容易把深远的理想的主观的东西忽略掉;引入市场观念有其必要,因为它是最终的艺术品的消费者,然而艺术毕竟是艺术,所以还要从最本源最本质的所在入手,才更合乎精神的形而上的特征与要求。“意思说”,就是在这样的综合的情境下提出来的。

“意思”,是精神的和形而上的所在,是艺术的生命。艺术很难说清楚,也正因为难以说清楚,才有继续想说清楚的必要和可能性。很多研究和评论、辩论,基本就发生在诸如艺术、意思、抽象、气韵、境界等一些难以理清的概念的辨析过程中。概念,作为语言的基本因子,离开它就没有了思维活动,它几乎是学问和学术的全部内容。于是,试图找到一个言简意赅的概念,来便捷地形成一个独立的评论体系,是艺术史家与论家的企图之一。

二、“意”与“思”

“意”与“思”,一如“道”和“理”,可以合一而谈,也可分而论之。在梳理与论述的中间,有两个非常大的概念是绕不过去的,即“言”与“道”。“言”——“意”——“道”,三者紧密相连,中间的环节都难能谈清楚。以不能尽“道”之“意”的“言”,来传达本来就不可“言”的“道”,是艺术哲学的一大悖论。所有复杂而难明的文化艺术的问题乃至社会政治的问题,之所以仍然复杂地产生与存在,其根由全在代表人类文明的“言”的先天性欠缺上,明乎此,就有了必要的思维准备。

“言”,即文字,是一种带有神秘意味的符号系统。符号,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以一种约定俗成的形式存在。人类提炼语言符号的过程,就是一部文明史。从亚里士多德到拉瓦锡再到爱因斯坦,他们的语言术语和符号系统的联络过程,显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串足迹。原始文字经由古典文字发展到今天的字母文字,是一个漫长的符号化过程,意味着生存形式和思维方式的经验化、规律化、稳定化、概括化、象征化、简练化、程式化与系统化。

有怎样的语言,就有怎样的“意思”。文、史、哲,儒、道、佛,等等道理,都是语言而已;没有各自流传下来的一套用文字写成的书籍,就什么也没有。语言,就是历史。中国的文化艺术史之所以难解读,与中国文字的独特性有关。汉字的使用中有“瓶颈现象”,即:有意思的概念被经常使用,越是被经常使用,就越被赋予更多的“意思”。中国文论艺论中,有很多这样包含无穷的难“言”之“意”的字,如天、一、道、空、心、气、性、命、有、无、名、实、虚、是、非、文、艺、术、学、风、形、言、意、思、知、识、行、象、境、兴、书、画、士、游、隐、狂、义,等等。中国文字是先圣格物之精所致,并且一直保留至今,其高明不仅在于“中国用目,外国贵耳”

,还在于形、象、音、声之外,有气有理、有事有情、有心有物、有性有命,邈乎其高明。基于这一文字本身的遗憾,文艺评论中经常发生所谓的辩驳与论争,其实只是概念的认识或定义的不同罢了。米芾指摘前贤书论“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去法愈远,无益学者”

,也是出于这样的原由。实际上,因为所要表达的意思难明,不得以巧设譬喻以比类之、通感之、体会之,亦是评论家的一片苦心所在。

中国艺术的精神是写“意”的,书法、绘画、京剧等等无一例外。写意要求符号化,很多艺术只能写意,不能写实,比如京剧的表演套路和脸谱

。纸上的假的东西,可以当作真的欣赏,符号便是中介物。“意”者,心言也,志也,乃心之所之。“言,心声也。

于是,义、理——心、意——言,又连成一条线,“言”的任务更加繁重。“道”无疑是高明的,但它起码有两个缺憾:一,“道不可言”,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说不清楚;二,“道本无言,因言显道”,它自己不会说话,只能靠言来替它传达。虽然说“言不尽意”

,但“言”既然作为“载道之器”

,也只好勉为其难。道难言、不可言,于是退求其次来写“意”,但“意”仍不好写,于是又有了“忘言得意”、“中欲言而忘其所言”、“辩不若默”、“至言去言”

等结论以及“得意而忘言”

的方法论。“言”,通过不断的衍生,被广义化、扩大化,渗透到绘画、雕塑、舞蹈、建筑、电影、音乐等艺术形式之内,与诗歌、话剧、文学等文字艺术一起,综合地作用于艺术的创作者和欣赏者。

不管怎样,在“言”这一符号(包括日常的或者艺术的、科学的等等形式)的背后,“意”仍是根本。眼、耳、鼻、舌、身、意,眼睛的视觉功能是最基本的,而意却是最高级的运动。对“意”的传达,有四种委曲求全的情况:一,“忘言得意”,说,但不明说,只仿佛之、约略之、比类之、譬喻之;二,“不立文字”,不说,无言;三,“见自本性”,“吾心具足”,不说或少说,教人反身自悟,因为心中自有万物;四,“言简意赅”,也说,但少说,因为妙悟者不在多言。

第一种情况是诸家都使用的办法。“状物态以明理”

,打比方、设比喻,帮助人揣摩那难明之意,启发想象。这时的“言”只是一个工具,所以需要“得意忘言”,“得鱼”而“忘筌”[10],“得月”而“离指”[11],登岸而弃舟。因为这“言”只是“意”的仿佛、约略,如灯取影,把捉不得,所以只能“默然自得”[12]。“言外之意”,是一种约定俗成,无法确切解释,只能需要经验来把握,靠领悟以会其意。“同意”一词虽普通,但做到不容易。通过“言”是永远不能逮“意”的,恰如形影之虽不分离,但影子永远跟不上形[13]。文论艺论中也常用这种方法来描绘风格或形象,“痛快”、“细密”、“高古”,“风姿特秀”、“爽朗清举”、“高而徐引”[14],那只是脑际的一个“意思”,具体何如,只能个人揣摩得之。

第二种情况是禅宗的手法。其祖为“拈花微笑”,这种“不立文字”[15],乃“偶尔成文”[16],只能靠妙悟。至如后来的“偈颂”或“言谶”,言犹不言,乃言无言。狂禅的“言非所答”,似乎“言不及义”,其实,还是那个“道不可言”、“言而非道”之理由。

第三种情况特似禅宗的“见自本性”说,亦为儒家“心学”之法。“《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圣贤书惟授人以问学之方而已[17]。世间大道理,有的不用说也清楚,能说清楚的不用废话也早说清楚了,说不清楚的永远也说不清楚。三教之学,剖出肺腑,也各难透彻玲珑,还不如一声咳嗽;向之所言大抵是一知半解之论,到底如“纱糓”帐幛,蔽人之目而人不自觉。

第四种情况是最普通也是最难的办法。不说不行,多说也不行,少说而意思完备最好。语言的力量,在于确切;确切来自于锤炼,能做到言简意赅就是天才。所谓“言简意赅”,要求同时具备两方面:一,言简;二,意赅。言可简,意不可简,“言简”与“意赅”(“理周”)间关系是微妙的:“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略语则阙,详说则繁”[18];“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读之疑有阙焉,非简也,疏也”[19]。“言贵简;言愈多,于道未必明”[20];“少陵云‘高简诗人意’。今人刻意求简,便落倪迂;不可以求简,欲为倪迂,不可得也”;“愈简愈入深永,庸史涉笔,拙更难藏”[21]。

“一言”可以兴丧

,岂可不慎诸?简练到“一言”,还未臻其巅,还有终极的理想,就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23];当然,这只是司空图论述“含蓄”手法时的一种理想说法,忘言而无言、无言而心悦,这需要主观的极大的能动作用。不管浅深聚散,万取总有一收,倘若真的一言不发、一笔不画,白纸一张,风流何来?或者换一个角度来理解,“不著一字”,指的是不著一个废字、冗字,华而不实、无聊无味之字,这时剩下的字当然一以当十。一挥而切中肯綮、一语而抓住要害、一笔而入木三分。禅宗有“弄一车兵器,不是杀人手段;我有寸铁,便可杀人”[24]之喻。至道不难,至道不烦[25],至道至言,至言至简。

“思”,是人脑神经的运动,是发生于人的身心里的最壮观的存在。“思”,使“意”的产生与实现成为可能,使“意”有所寄寓。“思”,针对的是客观的物理与存在,而其基础则是承载着“言”的“意”以及逻辑方法;不借助于“言”的思维是不可能的,没有逻辑的思维也是没有存在意义的。思维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大概很难回答;不过有一点应该是明确的,就是思维的表现形式是语言或者说概念的有逻辑的串联与关系。

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设有“神思”一章,提出“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寂然凝虑,思接千载” [26] 的说法,是很现实、很合理的。没有这“思”的动作,就没有“意”的赋予与衍生。对于“道”和“理”、“神”、“意”、“象”等概念的体会,也必须经由“思”来完成,否则这些看似高妙的东西,便全部沦为空穴来风。《诗经》三百篇,孔子用一个“思”字来“一言以蔽之”[27],由此可想见“思”的作用之巨大。“思”,充分发挥了主观的我的能动性,可以刹那之间跨古今、游宇宙。

“思”,使客观的世界在主观的心性里运动起来,从最浅层次的认识一直到最深层次的理解,然后付诸于“言”以表现。关于“思”(intelligere),海德格尔在论述“在”时给予细密的解释,他给出三回事:“‘从我们出发’的意象是一种独特自由的行为”、“用起剖析作用的联系来进行的意象”、“靠意象来领会一般”;同时,“思”是有层次之分的,“对‘思’的误解和对被误解的‘思’的误用,都只能通过一番真的与原始的‘思’来克服,别无他法。”[28]这话可能不容易理解,但总之说明了“思”的作用之大。

三、“意思说”的谱系

古人论人论艺,大多从主观出发,针对被评者而言,又多推重其个性化的方面,于是常用精神、精魄、心灵、心情、心态、心气、灵魂、灵性、灵机、才气、才情、才质、体气、气质、气味、气象、气度、气格、本性、本质、本分、天性、天赋、天机、天趣、秉性、秉赋、脾性、脾气、真情、性情、情性、性格、性质、品性、品格、品质、品位、品味、素质、活力、怀抱、胸襟、胸怀、趣味、兴趣、兴味、格调、韵味、韵致、神韵、神气、神会、神采、风骨、风趣、风采、风味、风度、感觉、感受、感性、感情、情绪、面目、好恶、癖好、道德等等概念。基于这些精神的元素,不同时期的文艺理论家提出自己的话语概念和符号系统。

《论语》中记述孔子提出“文质彬彬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与“情欲信,辞欲巧”的理论一样,都反映了儒家“尽善尽美”[29]的中庸之道,它注重艺术创作中形式与内容的兼顾。无无形式之内容,亦无无内容之形式,研究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从而讲究两者的统一、协调,以最佳的形式表现最佳的内容,是文艺理论的一切,也是文艺实践的一切。

三国时期曹丕提出“本同末异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并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30]的思想。

西晋陆机《文赋》提出“缘情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31]“缘情”,是沿用《毛诗序》“诗言志”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之说。“志”,是最大之情,由之而生发,才出现了有意思的诗作;这种要求,是高于铺陈事物的“体物”之上的,所以才称得上“绮靡”,即精妙美观而有艺术感觉。

“性灵说”渊源有自,在南北朝时期已是一个为艺术批评界所广为接受的审美概念:梁时沈约(441-513年)即云“性灵特达,得自怀抱;神功妙力,无待学成”;钟嵘(468-518年)云“可以陶性灵,发幽思”;刘勰(466-539年)亦云“综述性灵,敷写器象”[32]。

南朝梁刘勰提出“风骨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峻爽,则文风清焉。”[33]“风”,即情趣、韵味、风采、形式;“骨”,即义理、本质、体貌、内容,明确地指出思想的有力阐释,必须借助于鲜明而生动的艺术形式。刘勰的艺术理论达到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他提出很多重要思想,除了上述的“风骨说”,还有“神思说”、“情采说”、“隐秀说”、“知音说”等等。

南朝梁钟嵘《诗品》提出“性情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滋味说”,引申了“以滋味说汤,致于正道”的物质口感上的滋味,“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而特指诗作的情韵、意味和风调。如此,“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34]。

南朝梁萧绎提出“情灵说”:“唇吻遒会,情灵摇荡。”[35]这仍然是诗言志的传统。其实,不仅仅是诗,唐人孙过庭《书谱》中谈到书法创作时的感悟,有云“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没有情,就没有艺术。

唐代司空图提出“辨味说”(“诗味说”):“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 他要求“韵外之致”、“味外之旨”[36],其实就是言外之意。“味”,是常见的审美概念。譬如:“声亦如味”(《左传·昭公二十年》);“声无一听,物无一文,味无一果”(《国语·郑语》);“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孟子·告子上》);“澄怀味象”(宗炳《画山水序》);刘勰《文心雕龙》则更多:“清典可味”(《明诗》)、“馀味曲包”(《隐秀》)、“味之则甘腴”(《总术》),“体味飘飘而轻举”(《物色》)。

宋代严羽《沧浪诗话》提出“妙悟说”与“兴趣说”:“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37]这仍然是沿用得意忘言的理路。

远溯南北朝的“性灵说”,明“前七子”与“后七子”开始复古运动,刺激了“性灵派”的发展[38]。从唐顺之主张“洗涤心源”的“本色论”[39]到李贽鼓吹“童心”说的不愤不作、不可无病呻吟[40],从“公安派”三袁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41]和“竟陵派”主张“精神所为”、“幽情单绪”[42]直至明末张岱等的活脱脱的小品文,“性灵”之大纛高举下来。有“至情”乃有“至文”[43];“至情”者,真心也、一往情深也、有愤之作也、胸中流出也,而非世俗常见、拙劣平庸也。

经由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钱谦益等人,“性灵说”之薪火至于乾隆“三大家”的袁枚,集“性灵说”之大成。雍乾时,诗坛有两大派别,即以沈德潜为首的“格调说”诗人与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诗家,此外尚有提倡“肌理说”的翁方刚一派。“性灵派”诗人袁枚与赵翼、蒋大铨并称乾隆三大家。“风趣专写性灵”、“格律不在性情外”、“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都是性灵,不关堆垛”、“有格无趣,是土牛也”、“诗不可以木”、“独写性灵”、“性灵独出”[44]。心之真者,乃有性灵;凡艺术之真者,无非性灵之作。

清代王士祯提出“神韵说” [45],大抵是在钟嵘、司空图、严羽等前贤诗论的基础上加以思悟和理解,其目的则在药治时风的“淫哇痼习”;至于“神韵”一概念,则可上溯到六朝时绘画理论中对人物的品评语句中。

到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论词为主,开篇即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隆重地推出他的“境界说”,并细致地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我”与“无我”的区分,清人袁枚曾经提出过[46]。因为“物”与“我”的作用具有相互性,所以“有我”具有绝对性,分“有我”与“无我”很难。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意”更多的具有“我”性,而“境”更多的具有“物”性,所以“意境”一词,比“境界”一词更容易把“我”与“物”扭结起来。旧题王昌龄的《诗格》中曾把“境”分出“物境”、“情境”和“意境”三类,似乎也是以“有我”与“无我”的思路来区分的,只是没有进一步把三者统一起来。王国维指出“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但又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可见犁清“有我”与“无我”之间的辨证关系并不容易。总之,在审美的实践中发现这一点并不难,即:没有绝对的“有我”,也没有绝对的“无我”,所以也就没有绝对的“无我之境”或“有我之境”,同理,没有绝对的“写实家”或“理想家”,没有绝对的“有境界”或“无境界”。

“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王国维之所以如此自信,认为自己的“境界”说更直接、更根本,大概是他看到了严沧浪“兴趣说”与王阮亭“神韵说”的主观性与感性的成分居多,而他自己的“境界”二字,则兼顾了理性与客观。但是,倘若继续细致地分析,“境界说”的客观与主观也不对等,客观成分仍然居多,这从“境”与“界”二字的字面意思上即可揣摩一二。上述的另外一个相近的概念“意境”,比起“境界”来则似乎更有优越性。实际上,王国维自己也在无意识中说了出来:“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47]不仅如此,就是王国维本人,也常常把“意境”与“境界”二概念错综混用,如“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在意境上用力”之语。这大概“来自于他的‘意境’概念潜伏的涵盖范围的不统一”[48]。

在此“意思”这一概念,比起“意境”这一概念来将更进一步,它可以更好地满足客观与主观的融合,把物与我联系在一体,似实而虚,似虚而实。王国维的“境界说”强调诗人的情感、意趣和创造性思维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并指出意象鲜明、情景交融、情境相谐的“境界”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认为只有充满真感情的、洋溢着自然之美的、重在传神的、有“味外之味”的作品才能步入“有境界”的。由“境界说”出发,王国维还提出“隔”与“不隔”的判断,作为衡量艺术境界优劣的一个标准,但实际上,所有的文艺评论总是主观的,所以也就都是有“隔”的。试图在主观的感性的基础上,引入客观的理性的态度,总是会有所遗憾;引入“意思”这一概念,也正是出于这一企图,把“意”与“思”的全部内涵贯彻到创作与欣赏的整个过程中。

四、“有意思”和“没意思”

在实际的文艺评论中,“意思说”很容易理解。无论论人还是论物,都可以用“有意思”与“无意思”来概括之;这种概括,虽虚但实,似含混但清楚,符合“言简意赅”的要求,最简捷也最直接、最有效。

有意有思谓之“有意思”,无意无思谓之“无意思”。对于美术、建筑、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等,都可作评论之用。使用这一概念,似乎什么也没说,但实际上言者与听者心里都是很清楚的,它更多地承担了“得意忘言”的责任。“意思”二字,作为审美概念虽然并不怎么新鲜,但用以文艺评论却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不仅可以因之以回味书画一律、诗画合一等传统说法,还可以借以启发新的理论思路。

现在,回到本文开篇提出的“四个方面”,来对“有意思”和“无意思”做一粗略的区分:一,表现内容新鲜的是“有意思”,否则是“无意思”;二,表现形式到位的是“有意思”,否则是“无意思”;三,读者能反复欣赏的是“有意思”,否则是“无意思”;四,艺术市场能接受的是“有意思”,否则是“无意思”。这里所谓的内容新鲜、形式到位、能反复欣赏、能接受等概念的含义,应该是细腻化的,可以对照并呼应于上述“意”与“思”的全部本义与内涵来理解,并非无源之水。王国维对“有境界”与“无境界”做有区分,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并且承认“境界有大小”,只是并不依此来分“优劣”;而“真景物”、“真感情”,只是文艺审美内容的一小部分,已然完全包含在本文上述的四个方面中的内容部分之中。

“有意思”的作品,一定是涵容了作者非凡的人生阅历与别致的性情;一定是借助于独特的艺术才能,以最新奇、最确切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定是可以经受读者的反复欣赏,从中揣摩到有意味的东西,进而有所感受、有启发;一定是包含了艺术审美的共通性,超越了自以为是的个人满足阶段,实现了艺术创作和审美的实际价值,得到了更多读者的接受与认可。“无意思”的作品,是没有真才实学与真性情的作品,它是世俗常见的、简单肤浅的、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这对于作为精神产品的艺术行为而言,是最不能想象的事情,也是最残酷的评价。

“俗”的主要表现,就是没有意思,乏味道、乏意蕴。古希腊思想家提出美学的“三原则”:道德主义原则、形而上学原则和审美原则。黑格尔《美学》序论中引歌德的话:“古人的最高原则是意蕴;而成功的艺术处理的最高成就是美。”[49]“意思”之义,虚而能实,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50]。一幅好画,一定是有“意思”的,其成功与否,关捩在意思之多寡。没有意思,就不能一睹而惊人、再睹而难忘,思之而感动、再思而受启发。八大山人的画,场景虽小,意思却大,可以把读者带到一块诺大的异域,促发读者发现道理、咀嚼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