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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关于科学主义世界观

 

淘宝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宣布:“我们今日称作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总有一天要被带到公正的法官酒神面前。”事实上,在此书中,这位法官已经在判案了,尼采已经开始他一生所致力的现代文化批判了。当时批判的矛头指向一种以理性至上、知识万能为基本信念的世界观,他称之为“科学乐观主义”“科学精神”“理论乐观主义”“理论世界观”等,认为这样一种世界观是导致现代文化危机的重要根源,并认定苏格拉底是其始祖和原型。

尼采是通过对悲剧灭亡原因的分析引出这个话题的。据他分析,悲剧在欧里庇得斯手上走向了灭亡,欧里庇得斯用“理性主义方法”从事悲剧创作,用冷静的思考取代酒神的陶醉,所奉行的最高审美原则是“理解然后美”,而这个原则其实只是他的密友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原则在戏剧中的应用。

按照尼采的描述,苏格拉底是“一种在他之前闻所未闻的生活方式即理论家的典型”,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逻辑天性过度发达,用逻辑取代和否定本能。这个新典型的出现开启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尼采给它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我把科学精神理解为最早显现于苏格拉底人格之中的那种对于自然界之可以追根究底和知识之普遍造福能力的信念。”亦即对理性、逻辑、科学、知识的迷信,相信凭借理性的力量,一方面可以穷究世界的真相和万物的本性,另一方面可以指导和造福人生。自苏格拉底之后,科学主义世界观迅速战胜了由神话、希腊悲剧、前苏格拉底哲学所代表的审美世界观,在欧洲思想中取得了长久的支配地位。

科学主义世界观的核心是一种“形而上学妄念”,即坚信“思想循着因果律的线索可以直达存在至深的深渊”,凭借逻辑可以把握世界的本质。由于这个妄念的支配,在人类能力的评估上,无限夸大理性能力的价值,“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程序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堪赞叹的天赋”;在人类使命的定位上,无限抬高知识的地位,追求真知被视为“人类最高的甚至唯一的真正使命”。尤其从文艺复兴以来,“由于求知欲的泛滥,一张普遍的思想之网笼罩全球”,建立起了“现代高得吓人的知识金字塔”。这种情况在现代达到了顶点:“把具备最高知识能力、为科学效劳的理论家视为理想……我们的一切教育方法究其根源都以这一理想为目的,其余种种生活只能艰难地偶尔露头,仿佛是一些不合本意的生活。”

希腊人的世界观之发生由艺术向科学的转折,大背景是神话的衰亡。尼采十分重视神话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品质的意义。在他看来,一方面,作为“民族早期生活的无意识形而上学”,神话给民族和个人的生活“打上永恒的印记”,借此而在某种意义上超越时间,显示了“对生命的真正意义即形而上意义的无意识的内在信念”。另一方面,神话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天然土壤和有机纽带,“唯有一种用神话调整的视野,才把全部文化运动规束为统一体”。因此,一个民族一旦毁弃神话的家园,“开始历史地理解自己”,其生存就会出现“一种断然的世俗倾向”,其文化也会“丧失健康的天然创造力”。这正是苏格拉底时代希腊人的情形。

事实上,无论在哪个民族,神话的衰亡都有其必然性。尼采对此并不否认,但是,他认为,在希腊神话衰亡的过程中,悲剧曾是挽救民族形而上学信念的最后努力,这个努力终于失败,责任在苏格拉底所开启的科学主义世界观。随着神话的逐步衰亡,世界和人生在本质上的无意义性暴露在人们眼前了。对于这种无意义性,悲剧是勇于正视的,并为之寻求艺术的拯救。相反,科学却用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回避这个根本难题,其手段一是用抽象逻辑冒充对世界和人生的本质的认识,二是用枝节问题的解决取代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的解决,“把个人引诱到可以解决的任务这个最狭窄的范围内”。前者使人热衷于逻辑,后者使人局限于经验,共同的结果是逃避那个逻辑和经验都不能触及的形而上领域。

科学主义世界观的支配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生存状态上,由于回避人生根本问题,“用概念指导人生”,使现代人的生存具有一种“抽象性质”,浮在人生的表面,灵魂空虚,无家可归。灵魂空虚的另一面便是欲望膨胀,到处蔓延一种“可怕的世俗倾向”,一种“挤入别人宴席的贪馋”,一种“对于当下的轻浮崇拜”。[插图]人们急切地追求尘世幸福,这“已经使整个社会直至于最低层腐败,社会因沸腾的欲望而惶惶不可终日”。

现代人的这种生存状态必然反映到文化上,其表现是精神上的贫困和知识上的贪婪。现代文化的典型特征是丧失了原创力,于是只好用知识来填充自身。用以填充的知识,首先是过去时代的文化。学术上是如此:“如今,这里站立着失去神话的人,他永远饥肠辘辘,向过去一切时代挖掘着,翻寻着,寻找自己的根,哪怕必须向最遥远的古代挖掘。贪得无厌的现代文化的巨大历史兴趣,对无数其他文化的搜集汇拢,竭泽而渔的求知欲……人们不妨自问,这种文化的如此狂热不安的亢奋,倘若不是饥馑者的急不可待、饥不择食,又是什么?”[插图]艺术上也是如此:“现代艺术暴露了这种普遍的贫困:人们徒劳地模仿一切伟大创造的时代和天才,徒劳地搜集全部‘世界文学’放在现代人周围以安慰他,把他置于历代艺术风格和艺术家中间,使他得以像亚当给动物命名一样给他们命名;可是,他仍然是一个永远的饥饿者,一个心力交瘁的‘批评家’,一个亚历山大图书馆式人物,一个骨子里的图书管理员和校对员,可怜被书上的尘埃和印刷错误弄得失明。”

用以填充的知识,其次是当下的信息。尼采相当前瞻性地揭示了大众媒体支配现代文化的趋势,他指出:“‘新闻记者’这种被岁月奴役的纸糊奴隶在一切文化问题上都战胜了高级教师。”“批评家支配着剧场和音乐会,记者支配着学校,报刊支配着社会。”“大学生、中小学生乃至最清白无辜的妇女,已经不知不觉地从教育和报刊养成了对艺术品的同样理解力。”由于媒体的支配,“艺术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结果,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

出路何在?尼采寄希望于悲剧世界观的复兴,不过他很快就失望了。我们看到,直到今天,他所描述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状态仍是基本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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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哲学家系列:尼采

你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正确地念出Nietzsche(尼采)这个名字。第一个音节念尼(Knee),第二个音节的发音像采(cher):尼(Knee)- 采(cher)。

1844年,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出生于德国东部的一个安静的小村庄,在那里,他的世代祖先都是牧师。他在中学和大学都表现的很出色;他的古希腊语课(在当时这是很有分量的课)的成绩非常好,也因此年仅二十多岁的他被聘为巴塞尔大学的教授。

但是他的办公室生涯并不顺畅。他极其厌恶同他共事的学者,因此辞职去了瑞士和意大利,在那里,他生活低调,经常形单影只。尼采接二连三地向女人求爱却遭到她们拒绝,因此而郁郁寡欢(“我太缺乏自信了”)。他同他的家人相处的并不愉快(“我不喜欢我母亲,而且甚至我听到我妹妹的声音都觉得很痛苦”),他的孤僻之处表现在他留起了长长的八字胡、每天都要花很长时间在乡间散步。有很多年,他的书几乎没有销量。四十四岁的时候,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从此再也没有恢复,直至十一年后他去世。

尼采相信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教给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本该成为的人”,换句话说,是教给我们如何发现我们的最高潜能并忠诚于它。

为此目的,他开辟了四条有益的思路:

1. 坦白承认嫉妒之心

尼采认识到,嫉妒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通常接受的教导是,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嫉妒之心而感到羞耻。它们似乎代表了邪恶。因此,我们对自身和他人都隐藏起了我们的嫉妒之心,以至于有时有人会带着无比的真诚说他们不嫉妒任何人。

尼采坚持认为,从逻辑上来说,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如果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他把现代世界定义为法国大革命后的世界)。在尼采看来,大众民主和旧的封建贵族时代的终结为嫉妒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为每个人都被鼓励去认为他们同其他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在封建时代,奴隶永远不会嫉妒主人。但现在,每个人都把自己同其他人相比,因而产生了焦躁不安的心理:有野心而又没能力。

然而,尼采始终认为,嫉妒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嫉妒。能够从嫉妒中学到东西才称得上伟大。尼采把嫉妒看作是我们更深层次的自我发出的使人混乱的但重要的信号,它揭示出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任何使我们产生嫉妒的事物都是我们真实的内在的一个碎片,否认这一点,我们就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我们应该学着用论证的态度来研究嫉妒,把嫉妒的时刻记下来,然后仔细查看这些事件,识别出未来的、更好的自我的样态。

如若不然,我们不愿承认的嫉妒将会释放出尼采所说的“硫磺的气味”。没有得到正确处理的嫉妒就会转变为怨恨。尼采并不是让我们相信我们总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他的生活经历早已告诉他不是这样)。他只是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真实的内心,勇于为嫉妒正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坦诚地缅怀失败。

2. 不要当基督徒

在某些方面,尼采对基督教的看法很极端:“我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巨大的诅咒,本质上就是堕落的……整个《新约全书》里,只有一个人值得尊敬:彼拉多,那个罗马总督。”

尼采这么说其实有点儿哗众取宠,他的真实目的更深刻、更有趣:他厌恶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教教人们隐藏嫉妒。

按照尼采的解释,基督教的思想产生于罗马帝国晚期胆小的奴隶的脑子里,这些奴隶没有勇气去争取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或者承认他们失败了),因此不得不依靠一种哲学思想来美化他们的懦弱。那时候的基督徒曾希望享有成就感的实在要素(地位、性、智力高超、创造性),但是却没有能力获得这些。因此,他们制定了一条虚伪的信条,即谴责他们想要却没能力得到的东西——赞美他们不想要却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所以,在基督教的价值体系里,“无性欲”就是“纯洁”,“软弱”成了“善良”,对憎恨的人的屈服是“顺从”,而且,用尼采的话来说,“没能力报复”转变为了“宽恕”。

归根结蒂,基督教为逆来顺受找了一个巨大的借口,也是个使人生潜力无从发挥的机制。

3. 永远不要饮酒

尼采自己只喝水——偶尔特殊的情况下,也喝牛奶。他认为我们应该像他这样做。他不是在发表一个小小的、怪癖的饮食观点。这一理念属于他的哲学的核心部分,就像他所声明的那样:“欧洲文明中有两大毒品:基督教和酒精。”

他憎恨酒精的原因同他蔑视基督教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两者都麻痹疼痛,并且让我们觉得一切都很好,榨干了我们改变现状而追求更好生活的意志。有些饮酒者在打开酒瓶时会获得瞬时的满足感,他们把打开酒瓶看作是改善生活的必要步骤,而这一想法是致命的。并不是说尼采提倡忍受痛苦。而是因为他认识到,不幸的——但重要的——事实就是成长和成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痛苦:“如果快乐和悲痛紧密相连,任何人想要多少快乐或痛苦就必须接受同等量的痛苦或快乐,你会怎么办?你可以做一个选择:要么要尽量少的悲痛,简言之就是没有痛苦;要么就要大量的快乐和幸福,代价是要忍受同等量的痛苦。

尼采的思想重新定义了痛苦的意义。如果我们正遇到困难,那并不是失败的标志,它可能正好证明了我们做的工作是高尚的、艰辛的。

4. “上帝死了”

尼采的关于上帝死了的惊人断言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庆祝宣言,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尽管尼采对基督教持保留意见,他却并不认为信仰的终结是件值得庆贺的事。

他知道,宗教信仰是错误的;但他也看到在有些方面宗教对社会的健康运行十分有利。放弃宗教则意味着人们将会去寻找新的可以提供给他们指导、安慰、伦理观念和精神追求的方法。这会很棘手,尼采预言说。

尼采提议说宗教留下的空白理想上应该由文化(哲学,艺术,音乐,文学)来填充:文化应该代替圣经

然而,尼采十分怀疑他那个时代处理文化的方式。他认为大学正在杀死人文学科,正在把它们变成枯燥的学术练习,而不是把它们应用在它们本该发挥作用的地方:指导生活。他尤为推崇希腊人对待悲剧的方式,希腊人以一种实际的、治疗的方式来处理悲剧,他们把悲剧用于感情净化和道德教育——希望他那个时代也有同样的志气与抱负。

他指责大学和博物馆文化没有承担起指导生活、给予道德教育的文化职能,而恰恰这个时候上帝之死又使得大学和文化机构的这些职能越发重要。

他呼吁改革,通过改革人们——刚刚意识到由于信仰结束而导致的危机——将会利用文化的智慧和治愈功能来填补宗教缺失造成的空白。

结论

尼采认为,每个时代都会面临不同的心理挑战,而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识别出并帮助解决这些挑战。

对尼采来说,19世纪在两项发展的冲击下蹒跚前行:大众民主和无神论。前者所带来的威胁是会释放大量的未经处理的嫉妒和恶毒的憎恨,后者带来的威胁是会使人们失去引导或道德。

关于这两种挑战,尼采制定了一些极好的、实际的解决方案——从他的方案里我们的时代可以学到一些非常实用的东西,就如同他所深切希望的那样。